摘要： 愛爾蘭詩人葉芝寫道，“當你老了,頭發花白,睡意昏沉/倦坐在爐邊,取下這本書來/慢慢讀著，追夢當年的眼神，那柔美的神采與深幽的暈影……”現實沒有詩歌中的浪漫，當你老了，走不動了，你將...

愛爾蘭詩人葉芝寫道，“當你老了,頭發花白,睡意昏沉/倦坐在爐邊,取下這本書來/慢慢讀著，追夢當年的眼神，那柔美的神采與深幽的暈影……”

現實沒有詩歌中的浪漫，當你老了，走不動了，你將如何養老？養老焦慮如野草般蔓延。

老年人說“最無助的時候，是你爸躺在地上，而你在通訊錄里”，中年人慨嘆“還沒躲過中年危機，養老焦慮已經襲來”，這屆年輕人“已經去考察養老院了”，玩起了《退休模擬器》游戲……

01

深度老齡化

伴隨中國加速進入老齡化社會，養老問題成為個人、家庭和國家面臨的嚴峻挑戰。作為超級人口大國，中國從“人口紅利”轉向“人口危機”。

一方面，中國老齡人口基數大、增速快。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達到2.64億人，超過日本總人口（1.26億人），占總人口的18.7%；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9064萬人，占13.5%。2010—2020年，60歲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了5.44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上升了4.63個百分點，與上個十年相比，上升幅度分別提高了2.51和2.72個百分點。

預計在“十四五”時期，60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超過3億人，占總人口比例將超過20%，中國將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2030年“八普”時60歲以上人口比例將超過25%，2040年“九普”時60歲以上人口比例將超過30%，2050年“十普”時60歲以上人口比例將超過35%，每5個人中就有2個是老年人！

“人口老齡化是社會發展的重要趨勢，也是今后較長一段時期我國的基本國情。”

02

少子化加劇

另一方面是中國生育率連年下降，少子化加劇。

《中國統計年鑒2021》顯示，2020年全國人口出生率為8.52‰，首次跌破1%，創1978年以來新低；人口自然增長率（出生率-死亡率）僅為1.45‰，增速創1960年以來新低。

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9》對中國人口數量的預估，中預測假設2020年到2100年的總和生育率介于1.70—1.77，到本世紀末，中國總人口將下降到10.65億人；低預測假設2020年到2100年的總和生育率均為1.3左右，到本世紀末，中國人口將下降到6.84億人。

而事實上，中國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的1.5，2020年總和生育率僅為1.3，已經接近聯合國預測的總和生育率。

根據“低生育率陷阱”理論，當總和生育率降到1.5時，會進一步降低，再次提高生育率將會變得更加困難，因此隨著生育堆積效應逐漸消失、育齡婦女規模持續下滑、新一代年輕人觀念改變、撫養成本上升等，中國人口生育率還將進一步下滑。

03

養老金缺口不斷擴大

當老齡化撞上少子化，直接影響就是未來養老金支付壓力倍增和傳統家庭養老功能的弱化。就養老金而言，我國目前養老金模式是現收現付制，簡言之，在職年輕人交的養老金發給已退休的老年人。

因此，在職年輕人與退休老年人的結構平衡很關鍵，平衡好了才能循環下去。如果勞動年齡人口減少，意味著養老金繳納者減少，而養老金支出增加，社保收支矛盾就將急劇顯現。

事實上，中國勞動年齡人口（16—59歲）比例及規模分別在2010年、2013年見頂后下降，2010—2020年16—59歲人口占比下降6.79個百分點，減少了4000多萬人。

與之相反，伴隨現代醫療技術水平的進步，中國人口壽命不斷增加，高齡化趨勢愈發明顯。

2020年全國人均預期壽命為77.3歲，其中女性平均預期壽命從2010年的77.37歲提高到2015年的79.43歲，2020年進一步提高到80.88歲。到2050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將超過85歲。

“七普”數據也顯示，中國8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2.54%，比2010年提高了0.98個百分點；占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為13.56%，比2010年上升了1.74個百分點；預計到2050年“十普”時，80歲及以上老年人將超過1億人！以2020年為例，在職繳費人和退休領取人的贍養比為2.57:1，養老保險基金收入44376億元，支出51301億元，當年收支缺口達6925億元。

據《中國養老金第三支柱研究報告》（2020年）預測，未來5—10年將產生8萬億—10萬億元的養老金缺口，而且會隨著時間推移進一步擴大。

04

家庭養老功能逐漸弱化

從家庭結構來看，近40年中國家庭戶規模呈持續下降態勢：從1982年的4.41人、1990年的3.96人、2000年的3.44人、2010年的3.10人到2020年的2.62人，中國家庭戶平均規模已降至3人以下。其原因一方面是家庭生育子女的數量減少，家庭出現了少子化趨勢，中國獨生子女家庭估計在2億左右。

另一方面是“不戀愛、不結婚、不生育”成為時代潮流，“三不”年輕人增多導致大量單身人口出現，目前我國單身人口規模達到2億多。結婚率日益走低，離婚率逐漸升高也可證明這一點。2013—2020年結婚登記對數從1347萬對的歷史高點持續下滑至813萬對，1987—2020年離婚登記對數從58萬對攀升至373萬對。

再加之，我國人口流動日趨頻繁、流動范圍擴大，家庭成員空間距離變大。在家戶規模小型化和家庭結構核心化的過程中，產生了大量的風險家庭、空巢家庭、獨居家庭和脆弱家庭。于是，這場史無前例的家庭變革浪潮，使得傳統的家庭養老功能——基于血親基礎上的代際反哺和親情贍養持續弱化。

如果說上述只是冷冰冰數據，那么真實的現實更為殘酷。我國失能失智老人超過4400萬人，預計到2030年和2050年，失能失智老人數量分別達6290萬人和9600萬人，而對失能（無法完成吃飯、穿衣、洗澡、如廁、室內走動、上下床中的至少一項）失智（如阿爾茨海默病）老人的照護壓力超乎想象。

平均1位失能老人需要3名家庭成員照護，預期接受照護的平均時長為4—8年，而且是全天候照護，堪稱“一人失能，全家失衡”；六七十歲的低齡老人子女忍受自身病痛、放棄晚年生活，去照顧八九十歲的高齡父母，日復一日地面對走失、失禁、褥瘡、暴躁、失憶等各種失能失智癥狀，身心極度疲勞，照護者與被照護者都處于絕望之中。

據不完全統計，在家庭照護群體中，有20%患有憂郁癥，65%有抑郁傾向，甚至一些家庭照護者在被絕望擊潰的瞬間，親手結束曾堅定守護的家人的生命。在全球老齡化程度最高的日本，2007—2014年間共發生“看護殺人”案件371起，平均每8天發生一起。

醫學人類學家、哈佛大學教授凱博文，曾照顧罹患阿爾茨海默癥妻子10年之久，不無感慨地說道“人類在相互照顧中得以生存，在這個人類從未面臨的新照護時代，可能要面對10年，甚至20年漫長的照護生涯，我們真的準備好了嗎？”

05

養老需求與能力不匹配

中國“未富先老”，沒有在養老上做好金錢準備，單憑養老金無力支付市場化的養老服務。

從總量上看，截至2021年第三季度，全國養老服務機構和設施總數為34萬個，床位817.2萬張，其中養老機構3.9萬個，床位499.7萬張；社區養老服務機構和設施30.1萬個，床位317.5萬張。

從結構上看，缺口與空置床位并存，一邊是公辦養老院“一床難求”，另一邊民辦養老院“一人難求”。

就全國而言，近4萬養老院、800多萬張床位，只有200多萬老人入住，意味著全國養老機構平均入住率只有25%，3/4的床位處于空置狀態；就北京而言，近20%的養老機構入住率不到20%，有50%的養老機構入住率不到50%，真正“一床難求”、入住率100%的養老機構只有49家，只占10%。

阻擋在面前的墻是支付能力，養老機構的收費標準遠遠超過大多數老人的經濟承受能力，畢竟2020年全國離退休人員的月均養老金在3350元左右。

以北京市為例，如果老人能夠自理，大概需要5000元/月的費用，才能排隊入住一個普通公辦養老院；如果后期出現失能，費用將上漲至1萬元。按照這個標準，北京市占70%月總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老人不具備進入養老機構的可能。

房企系、保險系的養老機構費用更為高昂，要實現“養老院自由”，攢夠200萬元再說。

以泰康養老為例，老人入住有兩種方式：繳納140萬—300萬元不等的押金，或者購買保險且累計保費超過200萬元。在獲得“門票”資格后，還需要根據戶型繳納金額不等的房間費（萬元以上），以及物業、保潔在內的月費等。更遑論，一個要賣保險，一個要買養老服務的錯位。

在險資系看來，養老院不過是面向高凈值客戶推銷大額保單的必要場景；而在消費者看來，養老院服務本身是否過硬才是打動他們付費的根本，看似雞同鴨講的銷售場景背后是國內多層次養老產品的市場空缺。

06

養老供給與需求脫節

不僅如此，一些養老機構一邊預售、預租養老床位，打著“投資養老”的旗號玩龐氏騙局；另一邊獲取政府大量補貼——新建一張養老床位補貼1萬元，改建一張床位補貼5000元，運營補貼160元/床/月。

預售型、預租型養老機構暴雷的案例比比皆是：2017年，湖南永州市老年公寓暴雷；2018年，上海大愛城項目暴雷，1940位老人的5.2億元資金蒸發；同年，上海康樂福養老院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2019年，湖南愛之心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被警方立案調查；2020年，江西中華情老年公寓暴雷；2021年初，湖南益陽養老院暴雷……

即便如愿住進了養老院，也并非完全如想象中那么美好，甚至有些觸目驚心。在中國巨大的養老需求、低水平的支付能力的結構性困境之下，部分養老院被視作一個收容場所，僅僅是維持著老人們最基本的生理需求而已。

全國現有200多萬老人住在近4萬個養老院內，但是工作人員只有37萬人，37萬人中真正的護理員僅有20多萬人，持證人員僅數萬人。平均算下來，一個護理員要照護近10位老人，而且每天面對著“又臭又臟”的工作，以及社會意義上的歧視。

一方面，為了防范安全風險，也為了保證照護的效率，約束就成為養老院中通行的保護手段。從老人邁進養老院大門那刻起，他們就失去了很大一部分自由，也許還有尊嚴。隨著身體機能的衰減，他們的生活空間一點點縮小，最終被禁錮在一張床上。

另一方面，養老院也是一個殘酷的“江湖”，人性在這里暴露無遺，處于職業“鄙視鏈”底端的護工決定了老人將得到什么樣的服務。

07

人倫孝道的掙扎

更令人揪心的是，子女和老人都面臨人倫和心理上的掙扎和糾結。

一，在東方文化傳統中，“養兒防老”被視為一種道德上的責任，正所謂“百善孝為先”。對大部分老人而言，居家養老是首選，只有無兒無女的鰥寡老人才會在養老院度過余生。因此在去不去養老院的問題上，如處理不好，子女很容易跌落道德的泥潭，背上“不孝”的指責。

二，對老人而言，正如報告文學《老年悲歌》中所寫，“無論你年輕時容貌有多么的俊秀，身材有多么的好看，身體有多么的健康，等你老了，而且是正常的老，你必然要經歷一段你痛苦無望的時間段，在這個痛苦無望的時間段，每個人都要接受別人的照顧，才能活下去。”

然而，漫長的照護卻是一場消磨親情的拉鋸戰，雙方都高估了孝心的耐用度。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對“孝道”有一個很現實的評價：“在現代社會，要做孝子非常不容易，成本非常高。老人病了，子女們24小時守在身邊幾乎不可能。因為競爭很激烈，時間是非常稀缺的資源。”

三，獨生子女享受著父母給予的全方位的愛，但當父母老去，帶來資產、時間、情感等交織的拷問。

大量80后、90后與父母身處異地，一邊是父母過著空巢老人的生活，“出門一把鎖，進門一盞燈，急難無人知”；另一邊是獨生子女面臨工作中的激烈競爭，隨時可能襲來各種父母養老困境，比如“父母突然病倒，該不該放棄工作回老家？”迷茫無助成為他們的常態。

當他們面臨重要決策時，沒有兄弟姐妹可商量，一個人的決定都可能關乎父母的生命或是余生的生活質量；當父母生病需要照顧，可能連個倒班的幫手都沒有。在豆瓣“獨生子女父母養老交流組織”小組里，至少有5萬個獨生子女在這里分享彼此的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