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3年前的今天，1996年4月9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出在全國開展嚴厲打擊刑事犯罪的決定，這與當時貫徹《刑事訴訟法》有關，同時，與當時發生的一系列嚴重危害社會安定的刑事案件也有著密...

23年前的今天，1996年4月9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出在全國開展嚴厲打擊刑事犯罪的決定，這與當時貫徹《刑事訴訟法》有關，同時，與當時發生的一系列嚴重危害社會安定的刑事案件也有著密切的關系。國家副主席胡錦濤直接領導全國的“嚴打”斗爭，各省市自治區一把手親自掛帥，在全國范圍內展開了“嚴打”春季攻勢。1996年嚴厲打擊刑事犯罪的斗爭，取得了輝煌的戰果，全國的治安形勢普遍好轉，重、特大案件發案率有所下降，一大批積案被偵破，形形色色的犯罪團伙受到重大打擊，全國人民拍手稱快。

1996年4月9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出在全國開展嚴厲打擊刑事犯罪的決定，這與當時貫徹《刑事訴訟法》有關，同時，與當時發生的一系列嚴重危害社會安定的刑事案件也有著密切的關系。國家副主席直接領導全國的“嚴打”斗爭，各省市自治區一把手親自掛帥，在全國范圍內展開了“嚴打”春季攻勢。1996年嚴厲打擊刑事犯罪的斗爭，取得了輝煌的戰果，全國的治安形勢普遍好轉，重、特大案件發案率有所下降，一大批積案被偵破，形形色色的犯罪團伙受到重大打擊，全國人民拍手稱快。

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刑偵總隊重案支隊支隊長的柳毅經歷了整個嚴打時期，在他的記憶中從1983年到上世紀90年代初，北京警方一直在嚴打，經歷了近百個區域性嚴打高潮?？墒?，治安局面卻未見好轉。

1996年春，北京爆發了數起惡性案件，尤其是鹿憲洲案與白寶山案兩起大案，震動中央震驚全國，拉響了第二次全國嚴打的導火索。

張金龍案

李沛瑤，廣西蒼梧人，其父李濟深。李沛瑤為李濟深第四子，1992年出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次年當選第八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躋身副國級、國家領導人行列。

李沛瑤

按照安保慣例，李沛瑤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屬于所謂的“四副兩高”，即國家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其安全保衛工作由屬武警現役部隊序列的公安部八局負責。刺死李佩瑤的正是負責保衛他的武警張金龍。

1996年2月2日凌晨4時許，張金龍利用輪值之機，進入李沛瑤的寓所行竊，被李沛瑤發現制止后，持菜刀行兇欲殺人滅口。63歲的李沛瑤奮力抵抗，身體多處被砍傷，終因急性大出血死亡。張金龍作案后席卷七百多元現金以及照相機、皮衣、手表、首飾等物品逃跑時，被院內其他武警發覺，協同警察將其扭送公安部門。這是中共建政以來第一例國家領導人在治安案件中遇害的事件，引起了中共決策層的強烈。

鹿憲洲案

李佩瑤被刺死六天后，1996年2月8日，一名蒙面歹徒在光天化日之下，手持56式自動步槍將停在朝陽區安慧里附近工商銀行泔水橋分理處門前的一輛運鈔車洗劫，射殺兩名銀行工作人員、殺傷一人后，劫走百余萬元巨款。

6月3日，海淀區知春里一取款車再次被搶劫，歹徒駕車持槍搶走兩個裝有巨款和大額存單的鋁合金提箱后逃走。8月27日，北京城市合作銀行濱河路支行一輛運鈔車行至宣武區棗林前街時遭遇搶劫，押運的銀行工作人員兩死兩傷。

2月8日發生的銀行劫案是建國以來首都北京首次發生持槍搶劫銀行運鈔車案，此后短短幾個月里又兩次發生持槍銀行劫案，作案者都是鹿憲洲。鹿憲洲1981年至1984年曾在云南某部隊服役，1984年復原后到北京開出租車，1991年因伙同他人在北京、天津等地盜竊汽車被捕，1992年判處死緩，1994年越獄潛逃。

白寶山案

1996年3月31日晚，刑滿釋放人員白寶山在北京市石景山區高井熱電廠用鐵棍打傷一名執勤武警，搶走沒有子彈的56式半自動步槍一支。4月7日晚，白寶山在北京八大處附近裝甲兵司令部，向哨兵連開兩槍，企圖搶奪槍支、子彈未果。一小時后，白寶山在石景山區實興大廈附近遭遇巡邏的石景山公安分局防暴大隊6名巡警，擊傷4名巡警后白寶山逃走。4月22日，白寶山在豐臺區八一射擊場，打死哨兵一名，企圖搶奪槍支，但因哨兵僅背著空槍套未果。

1996年7月27日凌晨，白寶山在家鄉河北徐水解放軍某師彈藥庫槍擊三名哨兵，兩死一傷，搶走81式自動步槍一支。12月16日，白寶山在北京德勝門一煙酒門市槍殺女攤主，搶走現金6萬多元，并擊傷路人3名。1997年，白寶山又流竄到曾經服刑的新疆作案。此外，值得指出的是白寶山1983年第一次入獄正是第一次嚴打的結果，因搶劫、盜竊被判處14年有期徒刑。

第二次全國嚴打開始

北京發生的這一系列惡性案件，不僅令警察壓力很大，也引起了社會的不滿。曾任北京市宣武區公安分局人口管理處副處長的鄭忠時為陶然亭派出所民警，據他回憶，當時公安部領導隔幾天便要聽取一次案件匯報，每一名民警都籠罩在壓力下。案件數月未破，百姓非議很多，就連交警都曾遭到違章司機的挖苦，“也就這點能耐，有本事去把銀行案子給破了”。

而北京的治安狀況惡化也只是當時中國的一個縮影。時任公安部長的陶駟駒曾直言不諱：“（1996年）1至2月，全國公安機關重大刑事案件立案數比去年同期上升12.6%。突出的問題是：重大搶劫案件明顯增多，接連發生犯罪分子以金融單位、運鈔車、珠寶行為目標，持槍搶劫巨額財物的惡性案件，車匪路霸在一些地段又有抬頭；殺人犯罪案件增多，影響惡劣；連續發生犯罪分子蓄意報復社會的爆炸案件；一些地方犯罪團伙活動猖獗，尤其是一些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團伙和流氓惡勢力為非作歹、橫行不法、欺壓百姓，成為一些地方治安混亂的主要原因；制販吸食毒品、拐賣婦女兒童、賣淫嫖娼、制黃販黃、賭博等社會丑惡現象仍在不少地方繼續蔓延；相當數量的槍支彈藥、爆炸物品、管制刀具非法流入社會，對社會治安構成極大威脅?！?/p>

1996年3月中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對治安狀況發表了許多意見要求整頓社會治安秩序。時任最高領導人指出：“不嚴厲打擊各種嚴重刑事犯罪，就不能保持社會穩定，保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人民群眾對嚴打拍手稱快，這場斗爭必須堅決進行到底。嚴打精神要繼續堅持，嚴打斗爭要堅持不懈，每隔一段時間全國就要集中搞一次。”

1996年4月到1997年2月，中國進行了第二次“嚴打”。這是繼1983年第一次“嚴打”后，在全國范圍內規模最大的一次集中打擊行動，打擊重點為殺人、搶劫、強奸等嚴重暴力犯罪、流氓犯罪、涉槍犯罪、毒品犯罪、流氓惡勢力犯罪以及黑社會性質的犯罪等嚴重刑事犯罪。

放眼全國，各地的“嚴打”重點各不相同：

北京“嚴打”影響惡劣、久偵未破的大案，上海、河南“嚴打”流竄犯罪，山西“嚴打”團伙惡勢力，廣東“嚴打”毒品黑勢力，廣西、青海“嚴打”制販槍支、毒品，新疆“嚴打”暴力犯罪團伙。

全國僅犯罪團伙就被打掉了9萬多個，抓獲團伙成員42萬余名，另有3萬多名違法犯罪人員在“嚴打”行動的高壓下自動到公安機關投案自首或是在服刑監所坦白交代遺漏罪行。但公安民警也付出慘重代價，僅“嚴打”開始后的4、5、6三個月，全國就犧牲民警75名，傷2800多名，其中重傷266名。

為了多出戰果，1996年“嚴打”行動一般都是由各級黨政領導親自掛帥協調，公、檢、法等部門密切配合，以公安偵破為主力，重點“破大案、打團伙、追逃犯”。檢察院、法院提前介入重大案件的偵辦，“閱看預審檔案材料，熟悉偵查過程，保證受理案件后能及時提起公訴和開庭審理”，以求快批捕、快起訴、快審判。福建省還把“嚴打”團伙的任務層層分解量化到各實戰單位，落實到民警身上，并對立功的民警進行物質獎勵。在動員了大量公安警力后，1996年實現了我國建國以來首次刑事立案數和重大刑事案件同時下降。

但是，“嚴打”中公安、檢察、法院的密切配合，實際上打破了司法體系原有的制衡和糾錯機制，原本公安機關是偵查機關，在偵查完畢后才會把證據等案卷移交檢察院，檢察官參考偵查內容獨立決定是否起訴以及公訴內容和罪名，到了法院，檢察官和被告人的辯護律師是平等辯論的，最終判決由法官裁定。在制度設計上，三個機關具有一定的相互監督功能，執行好的話，可以有效避免司法的錯誤率?！皣来颉敝泄?、檢、法三家制約少而配合多，甚至聯合辦公，有些案子可能還會“先定后審”，還沒有審判就已經把審判結果約定好了，甚至上訴后的審判結果都定下來了，這種做法提高了所謂的“效率”，但是也增加了冤案、錯案產生的可能。

隨著社會的發展，“嚴打”的治理方式終將成為歷史，希望每一個冤案和錯案都能成為一個深刻的教訓，成為推動司法進步、社會進步的動力。

來源：非常歷史